第八十九章 大朝会（15）

　　嬴秀，是秦平帝嬴康的弟弟，被赐号为广武君赢庄的次子。

　　而嬴秀对于王莽的忌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自然则是王氏家族的实力越发庞大。

　　虽然这个时期的大秦帝国皇室依旧在天下有着很深的威望，但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以王莽多年堪称影帝级演绎贤者的角色，大秦帝国的皇室威望在一些方面比不上王莽这个声誉十分厚重的伪君子。

　　而王莽的声望与王氏家族的情况是相互扶持依靠的，若非是王氏家族势大，恐怕王莽就算是有堪比孔子的贤德，都不过是一个朝野称颂的贤臣。

　　而有了王莽的声望，王氏家族的实力同样能够再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一点从王莽并没有成为王氏家族的族长，就能够体现出来。

　　可以说，嬴秀在即位之初不得不采取隐忍的态度应对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嚣张气焰，更多是一种无奈。

　　毕竟嬴秀并不是秦平帝的儿子，而是因为秦平帝无子，嬴秀才得以继承大秦帝国的帝位。

　　而眼下的情况并不比张嘉师那个时候，因为秦平帝即使是无子，都轮不到血缘关系已经相当远的张氏家族来继承帝位。这一点已经成为大秦帝国皇族的一种私心。

　　当然，大秦帝国皇族相对而言的人丁兴旺，自然也不需要自己的亲戚们来做一些让他们无法接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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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一点，嬴秀痛恨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原因所在，则是嬴秀的哥哥赢伯衍，则是在嬴秀被选为秦平帝嬴康的继承人之前，则是成为了嬴康的继子。

　　嬴伯衍在没有成为嬴康继子之前，与嬴秀这些弟弟的关系相当不错，堪称是一个优秀的兄长。

　　但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让嬴伯衍在前往咸阳的时候，突然暴毙。

　　这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是嬴伯衍在抵达了荣阳之后，并没有直接取道关东道前往咸阳，而是被接往黄河以北，也就是因为在渡河途中，嬴伯衍所乘坐的楼船突然漏水，迅速沉没，嬴伯衍虽然被救了起来，但是其最终在两日后病死，暴毙而亡。

　　这一个情况，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看出是一种阴谋。

　　而消息传到了继任广武君称号的嬴秀耳中之后，嬴秀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兄长是被人害死的。

　　当然，出于一些方面的考虑，嬴秀并没有做一些事情，而是选择的忍受这一个情况的发生。

　　而秦平帝嬴康在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龙颜震怒，下令彻查此事。但是更诡异的情况发生了，因为基本涉及到嬴伯衍渡河事件的相应人员，尤其是与嬴伯衍一起乘坐那一艘楼船的随行人员，居然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相继死亡。

　　嬴康虽然算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但是他可不是白痴。这一种明显的阴谋自然是无法瞒住嬴康。

　　但是嬴康很奇怪，有嫌疑的王氏家族以及张氏家族体系，并没有相应的人员调动，相反，经过皇室控制的情报组织调查下，这更多是外部势力的一种介入。

　　嬴康不认为外部势力有能耐做到这一种地步，但是伴随着几乎所有知情者的死亡，嬴康即使是打算进一步调查，都无从下手。

　　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做出这种事情的，是因为父亲早逝，而被伯父王凤收养的王莽所做的。

　　而当其时已经成为一个郡守的王莽，选择的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种事情。

　　事实上，王莽并没有安排到嬴伯衍渡过黄河的计划，而只不过是派遣几个死间心腹，潜入到嬴伯衍前进道路上，寻找机会进行行刺。

　　而嬴伯衍的渡河计划到底如何，恐怕已经是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团。

　　但是嬴伯衍的死因，确实是与王莽派遣过去的死间有关，因为装扮成一个渔户的其中一个死间，假意救助嬴伯衍，而实际上将其在水中进行长时间的沉溺，导致嬴伯衍后来病重而死。

　　可以说，后来有人流传嬴伯衍的死亡与王莽有关，并不完全算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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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师若是知道了王莽与嬴秀之间的事情，或者是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的是他会说出一句话：“王莽与其说是一个枭雄以及伪君子，还不如说是一个无法捉摸的疯子更加实际。”

　　张嘉师之所以说王莽是一个无法捉摸的疯子，主要就两个方面进行评价。这两个方面分别是王莽的所作所为以及相当著名的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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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在一些改革方面，王莽的改革可以说是完全不切实际：

　　王莽在建立新朝之后，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

　　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道诏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二是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王莽比西汉历代统治者都要高明。但是，商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即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和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到西汉末年，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因此，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

　　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朝廷内部一部分原来追随王莽的人也提出异议：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1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从这一方面而言，张嘉师不得不佩服王莽，因为土地收归国有，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魄力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想要做到这一点的阻力无疑是非常巨大。

　　张嘉师也知道实施土地收归国有，是有效遏制土地兼并，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不错办法。

　　但是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王莽的这些作为，这句话则是：“没有那么大的脑袋，就别带那么大的帽子。”

　　没错，张嘉师根本不认为王莽有将土地收归国有的资本，而两者在进行相互之间的对比之后，张嘉师认为他已经处于破而后立的环境当中，只要并不需要将原有的地主阶层逼迫太狠，那么土地收归国有，必然是一项善政。

　　当然，张嘉师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在他死后十几年，也就是第一次收回土地权限，进行再次分配的时候，会出现江东地区的再一次大规模起义。

　　可以说，张嘉师的土地收归国有政策，固然是算得上比较温和而且更有条理，但是毫无疑问，张嘉师的做法可以说操之过急，因为张嘉师是几乎直接在大秦帝国当其时的控制区选择这一种做法。

　　嘛，张嘉师是希望将事情一次性完成，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速则不达。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内战的爆发，大秦帝国虽然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是对大秦帝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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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这一方面，王莽最为疯狂的地方，就是其根本不切实际的币制改革：

　　第一次是在他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下讼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

　　新朝建立后，建兴帝王莽又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进行第二次改革，废除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共二十八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在暗地使用五铢钱。为推行新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铸钱，甚至民家藏有铜、炭者，都被指为私铸货币，一家盗铸，五家连坐。

　　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一年以后，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二十八种货币，只留小钱值一和五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

　　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反而加剧了混乱。而且，这些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如果说，王莽施行的其他政策在主观上还有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内容，那么，他所实行的货币改革，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而招致了全国从上到下的反对。

　　张嘉师很认同一种观点，那就是有人曾经在评价王莽币制改革时说：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货币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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