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八章 诸子百家十二派（36）

　　明神宗在张居正死后，迅速废除了他给予张居正的褒荣，对其家人进行追究的同时，废除了张居正在明穆宗继位之初，就对大明帝国进行的相应改革。

　　而这一点，可以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最大的伏笔。

　　但是对于戚继光，明神宗更多的只是不希望看到戚继光继续留在北京城，而非对其采取杀手。

　　当然，明神宗在张居正的教导下，自然也很清楚明朝军队的衰退情况，这也是《纪效新书》以及《练兵纪实》两本出自戚继光之手的兵书，得以继续保留的同时，继续作为明朝军官必修典籍的原因。

　　若是没有明神宗的默许，《练兵纪实》以及《纪效新书》会不会遭到明神宗“焚琴煮鹤”的手段对付，恐怕是一个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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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最后一本有一定影响力的，则是由蔡锷在清朝末期开始编纂，在公元1917年正式成书刊印的《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洞口县，一说蔡锷故居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人，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在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族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锷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而最终，因为蔡锷的临机应变，起义最终成功。之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

　　而在这之后，到蔡锷在1913年再次前往北京，是《曾胡练兵语录》前期编纂的主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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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胡治兵语录》的两个主角。分别是清朝后期对抗太平天国的两大名将：曾国藩以及胡林翼。

　　而在《曾胡治兵语录》的蔡锷题序内容当中，说出了他为何要写这一本书：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参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合肥李公”一般是指李鸿章或是其曾经作为地方督抚的兄弟，而这个时候的“合肥李公”则是指李经羲。这一点从蔡锷前往云南的前因有所说明。

　　而从这一点来看，当其时的清朝不少地方新军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步入清朝八旗兵的后尘，而云南的新军部队则是蔡锷认为需要改变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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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胡治兵语录》严格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兵书，但是对于民国乱世而言，这一本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更加是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之一。

　　当然。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多了一卷由******编纂的内容，其名字为《治心》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有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昧，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外境之迕，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令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与胡中丞商江南军事，胡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

　　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二人互许为知言。

　　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

　　失此不察，则心放而维收矣。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意来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将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以上则是《治心》篇的主要内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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