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二章 杨阁老的苦日子

　　崇祯十一年十月初三日的晚上，由于鞑子大军逼近京师，京师早已经戒严，如今是深夜，城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站满了巡查的兵丁。

　　大大小小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在走动，一些重要地带的街道旁都挂着一些红色或者白色的纸灯笼，在惨淡而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各个街口的墙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官府布告。

　　一阵萧瑟的秋风刮来，不仅卷起了漫天的尘土和垃圾，就是那些布告也是“哗哗”作响，更是偶尔有些贴告挣扎着从墙壁上脱落下来，随着摇曳阴森的灯笼弱光飘飘扬扬的没入在那些又窄又长的黑漆漆的街道和胡同里。

　　庞大而又显得破败的京师在这个深秋里，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

　　城里非常安静，但是围绕着京师的城墙上却是灯火辉煌，城墙上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照的城墙地带如同白昼。由于清兵兵锋直逼通州，离着京城已经不是太远，所以在严密警备下，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

　　从城里往远处望去，只见在各个城墙方向上都是有多处火光，在天空上映成了一缕惨淡的暗红色，而从远远的通州方向，还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就好像是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

　　在这压抑又萧瑟的夜色中，虽然表面上京师是戒备森严，但是在无数大大小小的高门豪宅里，那些朝廷显贵、官绅大贾却是仍旧的过着花天酒地，日夜笙歌的生活。话说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入关，三次直逼北京城下。

　　除了第一次朝廷震惊，手忙脚乱的调集天下兵马勤王，再到后来，这些“国之柱石”，“社会精英”们算是看出来了，咱京师城墙高，兵马多，鞑子想打下京师，谈何容易？更何况，不时就有地方勤王兵马到来，以上几次的经验来看，就算这次鞑子兵临城下，也会是无功而走。

　　所以尽管天际炮声隆隆，城墙各处火光冲天，城内又有兵马巡逻，禁止宵行，一派兵荒马乱的气象，但深宅大院中，这些“上等人”照旧是酒照喝，戏照唱，其中没有一人会去想一想应该如何献财献策，如何齐心协力，如何赶快把清兵驱逐歼灭。

　　高门豪宅里，亭阁楼榭，雕梁画栋，其中主人们在奢华的夜生活里，正是彼此快活地劝酒让菜，猜枚划拳。他们很少人会去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不会去想到在一墙之隔的大街上那密密麻麻的灾民。

　　京师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这段时间来又从京畿地带逃进来十几万灾民，官府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安置和收容。这么巨大数目的灾民除了白天在各处讨饭，晚上就是睡在京城各处大小街道两旁的屋檐底下。深秋夜寒，因为灾民们害怕冻死，便纷纷挤做一堆。

　　衣不蔽体的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蜷缩着，绝望着。饥饿和严寒的交迫下，如今每天在这些难民里都会有二三百人死去。虽然京师里各处都设有粥厂放赈，但那粥水，实实在在的就是一碗清水，里面几粒米都能数出来。

　　最近两天，灾民的死亡率愈来愈高，特别是老年人和幼童死得最多。今夜刮起西北风，一股寒流到来，冷得尤其可怕，谁知道明天早晨又会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尸体被抬送到乱葬场中？

　　这十几万灾民，已经是被国朝所遗弃的一部分人。

　　杨嗣昌本来今夜是在德胜门上巡查城防，但是突然接到诏令，说是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

　　如今这紧要关头，崇祯帝紧急召见，不外乎军国对策。说来也是可怜，偌大一国之主，他手头上能信任能重用的人寥寥无几，杨嗣昌就是其中一个。

　　在坐上轿子，在一从官军的护卫下，他急急忙忙的往紫禁城赶。

　　一路在轿子的颠簸中，杨嗣昌脸色沉重。说来杨嗣昌这人可谓是传统的汉家文人，忠君爱国是不用说的。自从入阁后，他为了报答圣上的知遇之恩，为了挽明国狂澜之既倒，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处处为大明谋划献策。

　　奈何朝中一班大臣，说起为国办事，为国分忧，那是唯唯诺诺，除了不尚实际的空谈，就是八竿子压不出一个屁来。但是他们对于争权夺利，唯恐人后，对于“眼中钉，肉中刺”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和拉后腿。

　　自从今年杨嗣昌入阁以来，受到小的攻击不计其数，大的攻击就出了两次。

　　在今年四月己酉丑刻，天象异变，荧惑去月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渐入心宿。当时杨嗣昌就上言：古今变异月食五星，史不绝书，然亦观其时。昔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韩单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马氏德贯后宫。明帝图画功臣于云台。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其年田兴以魏博来降。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月掩荧惑，明年兴师灭北汉，遂征契丹，连年兵败。今者月食火星，犹幸在尾，内则阴官，外则阴国，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灾而不害者。

　　汉家儒学其中一个重要学说就是天人感应。这老天如果有了异象，必然是一个征兆，警示天下将有大变。

　　其中杨嗣昌首先是表示了对于天下将来会发生莫名的大变表示忧虑，但是在他一直的洞察天下大势中，他得出了结论：如今对明国最大的威胁有两个，一个是连年的腹地流匪不止，另一个是关外的东虏兴起。

　　在他的分析中，明国如今国力前所未有的衰败，两线作战，进而取而胜之，非不欲，实力不从心也！

　　关外满清鞑子兴起，在杨嗣昌的眼里，虽然严重，但是尤为可以视之外来之祸害，朝廷官军可以屡战屡败，可以丢失辽土，可以忍受鞑子的几次入关劫掠。这可以比喻成一个人虽然肉体表面生疮腐烂，但是剜肉疗伤后，痛定思痛，只要主体四肢尚存，在休养生息后，未免没有反击、报仇雪恨的时刻。

　　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更何况军国大事？所以一定要忍，历史上汉家就有卧薪尝胆的故事，越王勾践为了复仇，其表现的之卑微，甚至在吴王生病的时候，刻意去尝吴王拉下的粪便，以表示对吴王身体健康的关心。这个故事本来就有其深刻的内在意义，一时的屈辱算什么？只要明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必定有扫平辽东，必然有扬眉吐气的无上荣光时刻。

　　而相反，明国腹心地带连年的流匪到处为祸，他们犹如一群蝗虫，所到之处，赤地千地，民无炊烟，对于明国造成的伤害是关外鞑子十倍百倍。这就好比一个病人，身体腹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糜烂了，这个病人还有回春时候吗？当然绝对不可能，这病人的下场只有一个字：死！

　　所以，杨嗣昌上言的最后一句话很隐晦：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灾而不害者。他是暗示崇祯帝应该暂时和东虏召和，以此腾出手来，竭力剿灭流寇。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国内情势稳定了，那么这次就算天象有异，就算再有什么灾难，也不能损害到明国的根本。

　　然而，凡是杨嗣昌所建言的，必然有朝中大臣攻讦。

　　对着杨嗣昌的这番话，给事中何偕纠之，古人谓月变修刑，又言礼亏则罚见，荧惑；诚欲修刑，莫如右礼。诚欲右礼，莫若修刑。杨嗣昌缕缕援引，出何典记。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说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其言太平兴国连年兵败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附会诚巧，矫诬实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这个给事中破口大骂，说杨嗣昌所谓昭和，所谓暗示要对关外通市招抚，是实实在在的卖国之言，其附会诚巧，其矫诬实甚，实为国之佞臣也！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

　　自从汉家文明再度在明朝崛起后，有鉴于历代汉家对外的和亲屈辱，又有南宋的血泪教训，对外行款，已经成为了社会舆论之禁忌。谁要是敢在这个话题上提出一点妥协的意思，那么整个大明清流和满朝大臣群起而攻之。

　　仿佛谁要是不跳出来大骂，谁就丧失了汉家的铮铮铁骨志气，谁就不配当这个“道德标兵”，这个行款的“奸臣”更应该被千人唾骂而死，从而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志气高风亮节自然是好的，谁能指责他们说的有错？

　　然而，这些“清流”，这些国之肱骨之臣，在国运艰难之下，他们除了夸夸其谈，除了酒池肉林，还做了任何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吗？

　　那么在后期，李自成进北京，满清又紧接入关，这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历史表明，正是这些“国之柱石”先是纷纷跑到李自成那里讨官，随后一看大势不好，又是集体整批整批的投降满清，以此保住自家的身家社会地位。

　　三国的故事，这些高官显贵自然是人人熟知。其中吕布作为“三姓家奴”屡屡被后人讥笑，然而这些人又何曾能想到，被历史讥笑的“三姓家奴”的名头很快就会被自己戴上？

　　当然了，后期在整个天下崩坏的大势里，也不是没有出现少数为国尽忠的名臣，然而，这少数人毕竟还是少数，就这些人除了慨然悲叹，毅然殉国，他们还能做什么？

　　除了这个何偕跳出来大骂，另一个给事中解学尹也不甘寂寞，他咬文咀字，仔细搜查资料，最后指出实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谬。

　　这两个先锋放炮之后，朝中大臣纷纷附议，一时舆论汹涌。

　　杨嗣昌刚刚是隐晦的提出建策，就引的群而攻击，嗣昌只好复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机中臣。不复及事。

　　而在此次火星轨迹有异的天象里，何偕当然也是认为此星在月上大不佳，当主天下乱，予心志之。

　　不过他在上书中说的很明白了，还是抱着儒家的那一套：“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治理天下，重要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

　　这个家伙叽叽歪歪的说了一大堆，又说什么：诚欲修刑，莫如右礼。诚欲右礼，莫若修刑。

　　他的意思很明明白白的攻击杨嗣昌的剿匪政策，当时正好张献忠谷城受降不久。杨嗣昌是喊打喊杀，而何偕却认为，这正好是朝廷“恩德”、“仁政”布泽四方的大好时候。只要宽了刑法，老天感应之下，自然天下太平。

　　杨嗣昌对张献忠的投降从一开始就抱有怀疑，从来没有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然而作为孤臣的他，又如何知道这个张献忠为了能让自己喘口气，甚至把重礼都送达内阁首辅刘宇亮头上了？在满朝大臣俱都利益均沾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喊的再响亮，又有什么用？

　　如此，杨嗣昌在剿匪方针和昭和两大政策俱都失败的情况下，满朝大臣犹不满足，抓住了他一个要害，又是大张挞伐。

　　崇祯七年九月，杨嗣昌的老爹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崇祯九年，时正值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遂于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

　　按着汉家礼度，凡是家中长辈去世，不论官员大小，都须得下野守制三年，以表孝悌之心。

　　瞅着杨嗣昌三年守制时间未满，朝臣又掀起了弹劾杨嗣昌的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首先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随后翰林院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给事中何楷、御史林兰友群起响应。

　　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杨嗣昌最初“夺情赴任”，朝中衮衮诸公没人表示异议。然而一听闻到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要入阁，顿时就是群情汹涌，笔诛口伐，纷纷要把杨嗣昌踩倒在地，方为人心大快。

　　对此险恶风波，杨嗣昌颇为惶恐，急忙上书曰：臣不生于空桑，岂遂不知父母？···。最后就是要求引罪身退。

　　对着朝中大臣的集体攻讦，崇祯帝大怒。他的性格一向是如此。当他好不容易觅到一个可以信任，可以重用的人才，自然是倍加珍惜。

　　而这些平时“口中滔滔有千言，临事束手无一策”的文臣又开始大唱反调，不就是杨嗣昌要坐的位置，这些人没有坐上么？崇祯帝决定严惩。

　　面对这种情况，杨嗣昌还得为这些大臣求情。

　　于是嗣昌乞优容之。然而崇祯帝决心已定，曰：朕亦优容多矣。

　　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黄道周等人俱谪调有差。也就是说，事件中，这些最卖力，火力攻击最猛的几人全部丢官了。

　　面对杨嗣昌的诚惶诚恐，崇祯帝甚至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轿子一路摇晃着，在随从官兵的低声禀报下，得知很快就要到达紫禁城了，杨嗣昌忽然从往事的沉湎中警醒，他振了振精神，又在肚子里打好了此次对应清兵入寇的腹稿，在思忖着，见到圣上后，自己又该怎么说才是好。

　　忽然他叹息，自古以来，做官这么艰难的，怕也只有自己一个人罢？难道为国实心办事就这么难吗？

　　如果说，学着朝中那些大臣，整日月的风花雪夜，整年的醉生梦死，这又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呢？和那些人沆瀣一气，从此沉沦在欢乐场中，国家朝廷各种难事要事，不闻不问，这种官，谁不会当？

　　可是，如果天下的官员俱都如此的话，这大明啊···，就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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