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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 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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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89年,对于东汉王朝可谓多事之秋。

        就在幽州的公孙瓒与乌桓鲜卑反复相攻之时,拨乱日久的凉州战局却出现了转机。

        中平六年二月,围困陈仓日久的王国联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奈解围撤退。

        此时接替被王****击败的张温担任大将,正是昔日讨伐黄巾军的名将皇甫嵩。

        洞悉战局的他认为此时正是进击良机,不顾董卓“穷寇莫追”的建议,独自发兵追袭撤退的王国大军。因董卓不愿助阵,便任命其为后援。

        抱着坐观皇甫嵩出丑心理的董卓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汉家名将绝非浪得虚名。皇甫嵩连续进击,大获全胜,斩杀凉州叛军万余人。董卓闻报大为羞惭恼恨,心胸狭隘的他从此与皇甫嵩结下仇恨。

        而战败的凉州叛军内部生变,韩遂等人共同废掉王国的首领地位,欲胁迫前信都县令——汉阳人阎忠担任首领统帅各部。阎忠素怀忠义,不肯助纣为虐,因被众人逼迫,愤恨之下竟染病而死。

        凉州叛军群龙无首,众人开始争权夺势,互相攻伐,势力逐渐衰弱。

        司隶·洛阳

        得知凉州威胁解除的汉灵帝刘宏很是高兴,没了后顾之忧的他终于可以安心于淫逸享乐之中。然而好景不长,正值青壮之年的他因多年的穷奢极欲掏空了身体,不久染病,几经调治无效,竟于同年四月驾崩,享年仅三十三岁。

        欲说汉末****,就不得不详究一下汉灵帝刘宏。作为东汉帝国最后一任将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帝王,其一生可谓精彩而荒谬。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刘志驾崩,皇后窦妙临朝问政。因桓帝无后,窦皇后与其父窦武等商议,决定迎十二岁的刘宏于建宁元年正月(公元168年)继位,是为汉灵帝。

        刘宏一生信赖宦官,继位当年九月,便借助宦官之力发动“九月政变”,将权倾一时的外戚大将军窦武及与之密谋一同诛灭宦官的太傅陈蕃等人灭族,时未被处死的族人则流放偏远的交州。又将窦太后迁徙到南宫云台软禁,从此不许再过问政事。

        自此汉灵帝刘宏便在宦官阶级的帮助下从外戚手中夺回了权力。因宦官拥护有功,又逾制加以大肆分封,致使其在位的二十年间,成为汉朝历史上宦官阶级最长的统治时期。

        朝廷宦官当权,自然不会给亲近外戚的士大夫阶级好日子过。于是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宦官曹节便借题发挥,挑唆汉灵帝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此次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仅被迫害致死的就达六七百人。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当权的宦官阶级自是不会让此议通过,便借机诬陷曹鸾同情党人,认为灵帝昏聩无能。刘宏大怒,将曹鸾下到狱中拷打致死,又变本加厉,更大规模的禁锢党人及其亲友。直至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灵帝为防止党人与黄巾军勾结,才在名将皇甫嵩及他自己身边最有政治眼光的宦官——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解除了党锢。

        如果说“党锢之祸”只是灵帝昏庸统治的开胃菜,那之后的卖官鬻爵便算得上其荒谬统治的正餐了。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刘宏在其母董太后及身边宦官常侍的教唆下,开始尝试卖官。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甚至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卖官规定。

        其规定地方官比朝廷官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仅官位的标价,便是其年俸石数折算成钱的一万倍。例如年俸两千石的官位标价便是两千万钱,以此类推。求官者甚至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高者得中标上任,俨然一幅拍卖货物的架势。后来的魏武大帝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花一亿钱买得三公之一的太尉职权。

        更有甚者,除固定价格外,还要根据求官者的身份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后来甚至变本加厉,就连官吏的调迁、晋升或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

        此举一出,天下哗然。如当朝名仕段颎、张温等人虽功勋卓著,声望崇高,却也不得不先交足了钱,才能登上三公之位。许多清廉的贫寒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吓得弃官而走。而有钱无能者多袭官位,不思治世安民,专心强取豪夺,以求继续升迁或回本。沉重的负担都被变相的加于底层的百姓身上,本已被宦官当政搅得混乱不堪的时世,更加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当一位君王不惜放弃皇权尊贵,行同地主老财一样公然拿官位封地做买卖,按说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该是为维系统治的无奈之举,然而汉灵帝却全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卖官所得,除部分用于应付连年不绝的边地战事,剩下的全部被他挥霍享用。其深居内宫,不理政事,全权交由宦官打理,自己则挖空心思尝试新鲜玩乐。

        据说灵帝当政时期,内宫无驴,一善于逢迎的小黄门从外地精选了四头毛驴进献刘宏。刘宏如获至宝,每天命人驾车载之于宫内游玩。几日后忽觉不爽,也不顾皇帝身份威仪,竟如同仆役车夫般亲自操持游乐。

        当时卖官已久,世风日下,皇帝亲驾驴车的消息传到宫外,京城中许多官宦士大夫不思劝谏,反竞相模仿,以为时尚,一时致使民间驴价陡涨。

        其后不久,刘宏对驴车渐失兴趣。便又有宦官别出心裁,将狗打扮一番,带进贤冠、着朝服、佩绶带,于上朝之时赶入殿中,任其大摇大摆的在殿上游走。刘宏待认出原是一狗,不由抚掌大笑道:“好一狗官!”满朝文武闻言虽感奇耻大辱,却都怒不敢言。卖官鬻爵之害,当朝庸碌之多,可见一斑。

        刘宏玩乐,也不全是靠周围人帮衬进献,他自己就在后宫仿造过街市。其中商铺、摊贩一应俱全,他命一部分宫女嫔妃扮成各种商人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装,于这人造的集市上或游走观鲜,或饮酒玩乐,甚至与店主顾客吵嘴厮斗,玩得不亦乐乎。

        其中的货物便是搜刮来的奇珍异宝,有些被贪心的宫女偷窃而去,有时甚至为分赃不均而暗中争斗,刘宏都一概不知。其只故一时之乐,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没心没肺至斯,也算罕见。

        除去这些,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便是他政治上在黄巾主力已被平定之后,为扑灭本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地方起义余火,而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重置州牧的举措,史称“废史立牧”。

        其当时便任命刘焉为益州牧、黄婉为豫州牧,同年又任宗正刘虞为幽州牧。

        如前文所说,此政策使各地长官得以名正言顺的拥兵自重,分化了中央集权,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势力的形成,包括倡议人刘焉在内的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节制。

        受灵帝此举直接危害的,便是他自己的继任者们,以致后来汉献帝逃出长安之时,周围军阀一度无人肯去救援,需要求助于河东的黄巾起义军——白波军。虽然其中包含董卓废立的因素,但当时皇权之衰微,却仍是汉室立朝数百年所未见。

        灵帝又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是都穿着开裆裤,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如此看来,她们的待遇甚至比妓女都不如。

        即便如此,刘宏还是不满意,开始与众多的姬妾在其设置的西园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特别于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在西园修建房屋千间,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并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这个恍如仙境的花园里,刘宏下令入此园的宫女妃嫔都需脱光衣服,自己则看着这群裸身女子追逐嬉戏。有时兴致上来,也会脱得一丝不挂,与她们打成一片,全然不顾及帝王身份。因此赐名此地为“裸游馆”。

        在盛夏酷暑,他便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宫女年纪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都须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

        西域进献的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渠水中所植的荷花都莲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其奢靡之费,人伦之失,令人瞠目结舌。

        相传刘宏曾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饮便是彻夜。他还感叹道:“假使万年如是,胜似仙也。”因饮酒过度,其甚至不知天明。宫廷的内侍只得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这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为防如是,便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又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在里面放养许多鸡。每当连夜地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之时。内监们便会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直到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其骄奢淫逸之罪,非只一端,出格离奇之事见诸于笔墨的便有这许多,更别说未记载于史书的荒诞之行,简直无以言表。

        便是这样一位君王,旁人看来必是昏聩庸碌之辈,被宦官左右蒙蔽其中,致使行为失常,留下骂名。但实际并非如此。

        灵帝早年,虽有“党锢”之弊,却也做过一些值得称道之事。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三月,汉灵帝刘宏根据此前杨赐、蔡邕、马日磾、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其刻于石碑之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以使后世儒生晚辈,可以以此作为标准。

        石碑竖立之初,前来观看临摹的人络绎不绝,每天仅车驾便有一千余辆,一时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从历史角度看,熹平石经的刻立在那个书籍稀缺的年代,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起到了间接影响。却是汉灵帝为历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灵帝刘宏还喜欢辞赋,为人颇有天赋,自己创作了《皇羲篇》共五十章。后因怜悯皇子刘协幼年丧母,又追思王美人,创作了《追德赋》、《令仪颂》等文章,甚至后世《汉诗》中还收录有他的一篇《招商歌》。其文才可见一斑。

        既然是爱好文墨的皇帝,自是要附庸风雅一下。相对后世帝王的私藏文玩字画,闲时找近臣名士品评讨教,汉灵帝刘宏的做法无疑更豁达一些。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刘宏设置鸿都门学,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悬挂其中。虽然这所学校并不研究当世正统的儒家经典,而只是为迎合刘宏喜好探讨一些辞赋书法之类的学科,却依旧为教育的多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刘宏重视出自鸿都门学的学生,委任他们刺史、尚书、侍中等高官,有些甚至还被封侯。致使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生员多达千余人。

        然而太学院的儒生们却很鄙视这些人,认为他们不深究经世治国之道,只是一群冒正统之名,为迎合灵帝喜好而研习诗词歌赋、文字书法之类浅表学问的阿谀之徒,纷纷羞与之为伍。不久鸿都门学便在正统儒学士族的攻击与黄巾起义的纷乱中,随东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

        从历史角度看,鸿都门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艺专科大学”。其出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改变了长久以来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陈腐观念。其提倡的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为教育的多元化起到一定作用,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

        同时他招收寒族子弟入学,突破了世家大族及地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平民得到了获取学问,施展才能的机会,对时代的发展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看来,鸿都门学的出现,虽然本意是刘宏为自己的喜好培养一些附庸者,但其为后世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制度及设立各种专科类学校开辟了先河,故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汉灵帝刘宏为后世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到此看来,灵帝刘宏却是与后世文才出众的李后主有几分神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他对黄巾起义的处理,作为一个一直安于享乐,不通战事的君王,在危机来临的当口,他的采取措施可谓招招精妙、切中要害。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准备在三月五日发动黄巾起义。不想起义前一个月,教内叛徒唐周入京告变,供出京师内应太平道众****义,宦官封胥、徐奉等人。

        灵帝得报迅速采取行动,一面封闭城门,一面派人大肆搜捕信奉太平道的道众。****义被车裂,京师内株连千余人,并传令冀州缉拿太平教主张角。

        一番雷厉风行之后,很快稳定住了京师形势,为其之后的决策抢得先机,不可谓不果决。

        张角得知事泄,不得已提前一个月揭竿而起,旬日之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发生叛乱,各处黄巾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官吏望风而逃,天下震动。

        灵帝此时明白了张角的厉害,知道他不是靠冀州一地之力便可锁拿的。

        于是其在三月封何皇后之兄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使之成为汉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将天下军权紧握手中。然后派兵加强都城洛阳周围八大要塞的防守,保证战乱不会波及京师,同时下诏命各州郡招募义军、训练兵卒、整点武器、准备作战。继而听从皇甫嵩、吕强的建议,解除党锢,释放党人,并要在朝公卿依能力捐献军马兵器等军备品,同时要众人推举名将后代及民间懂得兵略之人到公车署接受选拔面试。

        整个过程条理清晰,主次得当,将一张由京师到地方、由士族党人到兵卒义军、由政治拉拢到军事打击构成的勤王抗乱大网撒向了黄巾军。不说对比李后主,就是对比几年后夺取中央政权却最终因决策失当,功败垂成的司徒王允也高明不少,可见刘宏此人拥有绝佳的处理危机能力。

        而后,他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派出久负盛名的皇甫嵩、朱儁、卢植和董卓外,还在皇甫嵩对局不利的关键时刻,敢于把洛阳城中几乎是最后一支五千骑兵的生力军交给当时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曹操,足见其颇具识人之能。

        结果他委任的五人除了董卓的表现相对逊色外,其他四人都是攻守有序,进退得体,无不将智勇双全的名将风范发挥到极致。这些人才统御的军队莫说只是对抗一些武装起来的农民,若是军需足够,怕是当时汉朝周边的外族正规军联合起来未必能挡住他们锋芒。刘宏识人用人之能,可见一斑。

        在平定黄巾叛乱的同时,他依旧没有放弃对凉州战场的警惕,哪怕是在黄巾起义初期,各地兵败如山倒之时,也没有调回任何一支凉州军队回援。他宁可发动地方豪强,甚至临时招募义勇军来对抗叛乱,也绝不肯放松对凉州战事的重视。足见其思虑之周详,布局之严谨。

        在其一系列英明措施的运作下,百万之众的黄巾主力军仅仅几个月便被镇压下去,而边地的凉州之乱最终也没能波及到京师洛阳。汉灵帝刘宏在危机时刻的周密、果敢及用人之能不得不让人叹服。

        由此可见,刘宏此人绝非庸碌之辈,反之还是个拥有不俗能力的能君。看过其对危机的处理,再参照他在辞赋文学上的成就,仔细想来也确非天资鲁钝之人可以做到。

        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拥有非常能力的君主成为的昏君,最终背上历史骂名,甚至让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都提及:“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痛恨于桓、灵也。”的呢?多有人认为是因为刘宏宠信宦官所致。

        灵帝刘宏也的确宠信宦官。

        汉桓帝宠信宦官,其在位时期,宦官的编制就已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期则更是有增无减。灵帝甚至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病重,灵帝任命其为车骑将军,待到病愈,虽一时免去其车骑将军之职,仍命为中常侍,又官位特进,不久调任为大长秋。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任命其为尚书令。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后又追赠为车骑将军;中平元年(184年),又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负责对讨伐黄巾的将领论功行赏。

        刘宏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他信任。后来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害死,曹节逝世,张让和赵忠便成了刘宏宠信的宦官,刘宏甚至将二人比作自己的父母,可见其对宦官的依赖。宦官们在洛阳修建的宅邸非常高大,有一次,刘宏到永安候台欲登高观看洛阳城。宦官们恐天子看到大宅会询问,便请中大人尚但进谏:“天子不适合登高,登高则百姓离散。”刘宏居然听从,便依言作罢。

        皇后宋氏遭人买通宦官进言,被刘宏废之后整整两年,灵帝耽于淫乐仍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因为皇后主“母仪天下”,是国家的一个象征,故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

        何皇后本是屠夫之女,出身微贱,但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婷婷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后二位兄长何进、何苗都被灵帝调到都中任高官,其先父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可惜何后到底小家脾性,为人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便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

        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了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不久王氏怀孕,被进封为美人。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害怕一旦生下儿子可能会导致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便买了堕胎药喝了下去。谁知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的内侍借王美人服药之机用鸩毒毒死了她。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大怒的灵帝开始调查,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当时就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宠信宦官,于是何后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心生了顾忌,遂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他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饱含刘宏对王美人的真情。

        此事也从侧面反应出灵帝对宦官的宠信——皇后毒死自己挚爱的妃子,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其都可以因宦官的劝阻而放过自己深恨的皇后。由此可见,他对宦官的恩宠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但恩宠归恩宠,一旦宦官犯事,或惹恼了自己,刘宏还是会毫不客气的予以处置。比如参与黄巾之乱的封胥与徐奉;以及后来因每每劝谏刘宏,渐渐不讨欢喜,最终被灵帝借他人进谗之机逼迫自杀的中常侍吕强。

        由此可见,刘宏对宦官的恩宠虽重,到底还是以保护自己的帝位为原则。一些无关尊位的事他可以看在宦官的情面上既往不咎,一旦涉及他核心利益,其还是有杀伐决断的能力的。对比两代之前因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便被毒死的汉质帝,其显然更懂帝王之术。

        综上,可知汉灵帝刘宏并非是昏庸之人,相反还是位极具天资的能君。就如当时不畏强权,当面劝谏灵帝,后又在董卓当权后敢于公开指责董卓的名士盖勋所言:“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

        可惜盖长史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灵帝刘宏非被蒙蔽,他是成心将他的才智都浪费在挖空心思的取乐之上,而将帝王的职责系数推给了受他信赖的宦官,使宦官为其抵挡千夫所指,自己却只背个被人蒙蔽的骂名。又因其过人之能,可以成功维系皇权、宦官与士大夫阶级间的微妙平衡,使双方为争权夺势而想方设法的向皇权表忠。故宦官之辈虽掌握实权,却不敢效仿秦时赵高,依旧还受皇帝节制。由此看来,汉室之弊虽表面上源于宦官当政,实则罪在灵帝空有其能,却安于享乐,不肯作为尔。但仅从他追求个人享乐的角度上看,此举在当时却又不可谓不高明。

        只可叹此人目光短浅,为私欲而忘公义,顾眼前而不顾身后,以至其卓拔之才气反成天下之大害。其罪恶之大,流毒之深,竟使汉室数百年基业土崩瓦解,足见万事都该有一个限度,过份的纵欲享乐,任性而为,即使再大的根基家业也不够败坏。又可知不怕君王无能,只怕君王无德,一个有德无能的君主至多只能算昏庸,一个有能无德的君主却会变着法的纵欲害民,上背先祖之德,下负万民之望,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悠悠华夏五千年,如是者又何止一二?

        此时经历过夺权之争,填写过传世之赋,开创过一代新学,享用过卖官之资,饱尝过纵欲之乐,运筹过平叛之机的汉灵帝刘宏溘然长逝,结束了他精彩而荒诞的一生。玩够了他不知道,在他随性而为的二十年混乱统治之后,汉帝国的末日正悄然邻近。灵帝死后,接踵而来的****不绝,俗语父债子还,恰在此时成了最应景的真谛。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是为少帝。

        少帝时年十四,其生母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何太后以其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参录尚书事,执掌朝政,形成外戚何氏专权之局。

        灵帝在世时本想以皇子刘协继位,临死以刘协托付宦官蹇硕。帝既死,蹇硕便想诛杀何进,立刘协为帝,因何进有所察觉,其事未果。何进既掌朝政,蹇硕心不自安,乃与诸宦官谋诛何进。

        中常侍赵胜素亲于何氏,将蹇硕之书交与何进。于是何进诛杀蹇硕,将其所统禁兵悉归于已,由此取得西园八校尉禁军的指挥权。

        时灵帝之母董太后图谋参与政事,与何太后相恶。何太后乃使何进奏请将董太后迁出京师归国,又使何进收董太后之弟骠骑将军董重下狱。董重自杀,董太后随之忧惧而死。何氏除掉异己,执掌朝政,其势甚盛。

        谁知好景不长,不久因权力之争,都中爆发了“十常侍之乱”,权势遮天的何进竟死于祸乱之中。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七月,渤海王刘协被徙为陈留王。

        大将军何进从中军校尉袁绍之议,欲尽诛宦官,先请何太后尽罢中常侍以下诸宦官职,改以郎官补替。太后不听。何进出身贫寒,以外戚新贵,素来敬惮宦官,虽外负盛名,遇事却不敢决断,故其事久不能决。

        袁绍又建议何进召四方猛将豪杰进京,以胁迫太后同意。何进采纳,于是召前将军董卓进京。主簿陈琳、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人都劝谏何进不要召外兵进京,认为何进身居要职,手握重兵,要诛杀宦官,只要当机立断即可,不必招进外兵,而且董卓进京必为祸乱,何进不听。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何进入宫面见何太后,请尽诛诸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使人偷听,尽知其谋。于是,张让等宦官先发制人,矫何太后诏召何进入宫,立即将其杀掉。

        何进部将吴匡等在宫门外闻听何进被杀,遂与虎贲中郎将袁术等破宫门而入,何进弟何苗闻变,本仗剑来救何进,却因当初收受宦官贿赂,在何太后面前为宦官求情,被认为是宦官的帮凶。何进部下一面大喊:“何苗与宦官共谋其兄!”一面不由分说,就将何苗砍死。又纵火烧南宫宫门,以壮声势。袁绍亦引兵入宫,杀宦官赵忠等。

        张让、段珪等劫持少帝,太后及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袁绍等关闭宫门,大杀宦官,死者二千余人,多有无须者被误作宦官格杀。东汉以来猖獗近百年的宦官集团遂告复灭。

        宦官劫持少帝等逃至小平津,在后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等逼迫下,投水自尽。少帝出逃时,随行的只有数十人,卢植等连夜逐萤光南行,欲返还洛阳皇宫。后得百姓车马,才得乘骑南还,一路不断有公卿前来护驾。

        却说董卓远见洛阳火起,带兵疾进,路上闻知少帝在北芒山,遂引兵前去迎护。直至少帝平安回宫,十常侍与何进争权引发的大乱方告结束。

        就当大家以为可以平息****,弥补创伤之时,西北军阀董卓却如众人预料般开始生乱,接踵“十常侍之乱”而来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董卓之乱”。

        董卓初入京时,所带步骑军总计不过三千人,他顾虑自己兵少,担心一旦专权天下人不会服从他,便与其女婿李儒商议出一个疑惑众人的计策。

        每隔四五日,他便趁夜色命麾下士兵悄悄由各处城门出城,到第二天白天再大张旗鼓的由一处城门入城,并故意让都中人知道董卓的军队又从西部来援了。都中没有人觉察出他的诡计,都认为董卓的军队多得不可计数,对他十分畏惧。

        当时受大将军何进所征辟就任骑都尉的鲍信,奉命回乡招募兵卒,得到了一千多人,却于回来复命的路上得知何进已死于政变。

        鲍信闻讯加急赶回洛阳,时董卓已经进京。鲍信知道董卓必然祸乱天下,于是对袁绍说:“董卓如今手握重兵,肯定心怀不轨,我们如不趁机动手,日后必然吃亏,趁他刚到京都,士卒疲惫,我们对他发动袭击,一定可以擒拿董卓。”力劝袁绍袭杀董卓,但袁绍当时因畏惧董卓而没有行动。

        鲍信无奈,知留于京师再无意义,只得带兵返回泰山。

        董卓借机将已故的何氏兄弟所统部众皆据为己有,又诱使与之争夺都城控制权的并州刺史执金吾丁原麾下部将——丁原义子吕布杀死丁原,引并州兵马归附于己,自此兵势甚盛。后董卓逼迫汉廷策免司空刘弘,自为司空。自此权势日盛,便想通过废立皇帝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原来董卓迎接献帝之时,曾问少帝祸乱始末,少帝此时见畏惧董卓兵多,吓得泪流满面,不敢言语,董卓心中鄙夷之。便改问其身旁的陈留王刘协,刘协端庄大器,礼仪得体,讲述前后始末条理清晰,遇问随机应变对答如流,同时恩威并施,即维护了皇室尊严,又抚慰了董卓将士。时刘协年仅九岁,董卓甚以为异,从那时起便有废立皇帝之心。

        董卓欲废少帝,于是与群臣在朝堂上商议,他问大家道:“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今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尚书卢植闻言对道:“案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故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董卓不想卢植敢当堂顶撞自己,登时怒极,起身拔剑欲杀卢植。被董卓器重,千方百计请出仕的大名士侍中蔡邕劝阻他,说卢植海内人望,杀他会失天下之心。董卓素敬蔡邕,闻言乃至。

        董卓又寻机招呼袁绍来同他一道谋划废立之事。此时,袁绍的叔父袁隗正担任太傅,袁绍怕祸及亲族,便于表面上假装同意,向董卓说:“这是件大事,我应当回去和太傅商量商量。”董卓闻言大喜,一时失语,竟脱口说道“刘家的种不必再传下去啦!”袁家深蒙汉室恩典,四世三公,位极显耀,素来忠诚。袁绍听了这话,心中虽恶董卓背逆,表面却不露声色,按了一下腰间的佩剑,朝董卓深深行了礼,便离开了。

        袁绍回家后,稍一打点,就连夜逃亡冀州。董卓得知大怒,悬赏捉拿袁绍,催逼急迫。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士,很得董卓的信任。他们心里很替袁绍着急,就对董卓进言道:“废立这种大事,不是等闲所能明白的。袁绍不识大体,得罪了您以后,只是因心里害怕而出逃,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如今若急着悬赏他,势必会使他反叛。袁氏家族四世居于高位,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若袁绍收罗豪杰以聚集徒众,其他的豪杰便会乘机起事,那样的话崤山以东地区就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袁绍,任命他为一个郡的太守,使他因赦免、受封而感到高兴,就不会再有后患。”董卓认为有理,于是派使臣去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乡侯。

        此时董卓眼见无人再敢反对,便于九月胁迫何太后和朝臣废少帝,立陈留王为帝,是为献帝。废立之日,诸臣皆悲切惶恐,却无敢言者。董卓随即鸩杀何太后,遂****朝政。

        至十一月,卓自称相国,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全无人臣之礼。他在京师纵兵剽掠财物、妇女、残害百姓,甚至连皇族、公主、宫人也不能幸免,京师人人自危,百姓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其复征辟名士,拉拢人材为已所用,以求巩固自己地位,当时的名士荀爽、陈纪、韩融都不自愿地受到任用,又先后以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但其倒行逆施,大为士人百姓所不满。因此,董卓任命的官吏,后来大都成了他的敌人。

        汉灵帝刘宏怕是不会想到,其死后不足期年,尸骨未寒之际,他的子嗣便在董卓的暴虐****下被废的被废,被架空的被架空。不知灵帝若泉下有知,晓得这些皆源于他多年淫逸之遗祸,此时会是何心境?

        自鸣得意的董卓也不知道,他看似风光的专权其实正暗藏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毫无节制的暴虐,终将迎来天下群雄的反对。

        不久,另一件震动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即将发生,为志得意满的董卓敲响覆灭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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